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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息配资公司五、自本师长（即我）以下

他是《国际歌》中文翻译的首创者。

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拟定工作。

他承继陈独秀之后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的最高领导人。

他曾为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撰写前言。

他与鲁迅之间维系着一份深厚的情谊，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这句名言，正是鲁迅赠予他的珍贵赠言。

年仅三十六岁，他英勇就义，狱中创作的长篇著作《多余的话》激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争议，至今仍引发人们无尽的沉思。

他，便是瞿秋白。

作家梁衡写道：瞿秋白，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谜团。他的博学多才、深不可测，仿佛让人陷入迷雾之中，难以捉摸。面对这样一位人物，虽难以下笔，却又让人难以放下手中的笔。他短暂的一生，宛如一幅永远让人品鉴不尽的绝世名画。（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）

下文是宋希濂亲历“鹰击长空，爪牙锋利，以抵御外敌；犬守家门，忠诚无二，以保卫国家！”所著《鹰犬将军：宋希濂自述》——编者注。本文详细记录了瞿秋白被捕及英勇就义的经过。

▲宋希濂，1907年生于湖南湘乡，系国民党资深将领，亦为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将领。

引子

1935年6月18日，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的罗汉岭下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彼时，宋希濂身为国民党第三十六师的中将师长，驻守于长汀。秋白同志便是在其部属的直接审讯下，遵照蒋介石“就地正法，并拍摄照片以供查验”的指令被枪决的。

我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一事实。

初踏政协工作岗位，我有幸结识宋希濂先生。彼时，他那儒雅的气质与风范深深吸引了我，以至于我难以置信这位君子竟曾是执行蒋介石密令、枪决瞿秋白的主犯。

在“文革”的狂潮涌动之际，瞿秋白烈士不幸被错谄为“叛徒”。出于对探寻历史真相的热情与使命感，我赢得了宋希濂先生的信赖与支持。历经重重困难，我终于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往事，以此告慰长眠于地底80余年的秋白烈士。

瞿秋白

一访宋希濂——

问题与悬念

在“文革”爆发前夕，关于瞿秋白先生“变节”的传闻四起，当时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先生建议我以工作人员的身份，从查阅史料入手，进而可以单独与宋希濂先生进行交流，以探求真相。

王芸生的话语，对我而言，既是激励，又点燃了我浓厚的兴趣。不久之后，我便约请宋希濂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。

1966年7月，我在政协机关与宋希濂展开了关于瞿秋白的首次深入对话。在提出这一请求之际，他起初迟疑地开口，提到：“机关运动已然展开，此时探讨那些旧事似乎并不妥当。”我坚持后，对方才勉强同意。

“请问能否描述一下瞿秋白被捕时的情景？”我率先提问。

蒋介石成功对江西苏区的红军实施了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导致红军主力在1934年10月不得不撤离苏区，北上转移，仅留下约六七千人于闽赣边境地区进行游击作战。蒋介石一方面调集精锐部队，部署重兵拦截并追击西进的红军主力，另一方面，他命令汤恩伯负责留守，务必彻底消灭赣闽地区残留的红军力量。

1935年春，汤恩伯率数万大军，自西南疾趋东北，对我红军形成严密封锁。面对众寡悬殊之境，红军决定化整为零，分散行动。其中，约千余人向东方撤退，却遭遇我军在水口一带的部队阻截，经过激战，被我军击溃，俘虏颇众；余下的三四百人则转向上杭，终被我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成功截获。

4月下旬，我接蒋介石南京密电，称‘据可靠情报，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，务必严密清查’。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，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，都没有发现线索；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，几天后得复电，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，面容消瘦，自称林琪祥，职业医生，上海人，但操苏南口音。

我即刻下令，由师参谋长亲自率队，迅速将此人解送至长汀师部进行审问。翌日，师参谋长来电回复：经他人辨认，林琪祥确认即为瞿秋白，但尚未对其进行提审以进一步确认身份，他即刻将瞿秋白押送回师部进行审定。接电后，我深感此事至关重要。

“你们当时是如何确定林琪祥的身份与瞿秋白相同呢？”

我的名字是林琪祥，年方三十六岁，来自上海，从事医生职业。”

吴言称，他有意长时间保持沉默，致使审讯室中仅存的五六人都可清晰听见彼此的呼吸。他站立起来，在室内来回徘徊，不时留意瞿秋白的神情。只见瞿秋白的眼帘半开半闭，面容苍白而消瘦，端坐的姿态宛若一位修行打坐的僧侣。

经过一段沉默的间隙，他猛地转过身，用力将桌子击打至震耳欲聋，声音洪亮地宣称：“你是瞿秋白，而非林琪祥！记得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，在武汉我曾聆听过你的演讲，虽然你不认识我，但我的记忆里却铭记着你，你切勿再冒充他人！”

吴言道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，瞿秋白的神色虽有所变动，却依旧从容不迫地回应：“误会了，我并非瞿秋白！”吴见时机成熟，遂使出杀手锏，高声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步入的是早在外头静候消息的、曾背叛革命投靠敌人的前共军分子，他指向瞿秋白，带着几分谄媚对吴某说道：“我以人头担保，此人正是瞿秋白。即便我的话不足为凭，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可供对证。”

吴洋洋得意洋洋地向我报告道：至此，那位外表仿佛佛像，内心却比狐狸还要狡黠的瞿秋白，终于被迫屈服，放下了傲气。

实际上，吴淞涛省略了瞿秋白临终前所留的最后数语，此事后由另一位现场部下告知于我。面对叛徒的当面指认，瞿秋白却从容一笑，言道：“如此一来，这位英雄也就无需以头颅担保，我也无需再‘冒混’了。”瞿秋白即是本人，那十多日里所谓的“林琪祥”、“上海人”等笔录和口供，不过是一部小说的素材罢了。

当时瞿秋白的心境与精神风貌，这几句话便足以管窥一二。

“那么，瞿秋白后来的立场有何转变？您是如何与他建立联系，以及如何对他进行审讯的？”我紧接着追问。

宋希濂听后沉思，笑说：

“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提出的问题，无论是内容还是层次，竟与半年前上级组织派人调查时的问题惊人地相似。若非你我相识，我几乎要怀疑，你也是组织派来暗中调查的一员。”

他掏出香烟，未抽完就对我说：

在聆听了吴淞涛的详细汇报之后，我随即下达指令，要求下属暂停对瞿秋白的审讯。同时，我批示道：“提供优渥的待遇，并为他另行安排一间宽敞的居所。”此举措旨在首先改善瞿秋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。

我所采取的行动，系在经过周密考虑之后的结果，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我当时的反动立场。意图以温和手段化解冲突，以期通过软化策略赢得胜利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并未实现既定目标，反而接连遭遇了我未曾预料到的种种状况。

例如，我对瞿秋白的生活给予特殊关照，原本担心他可能难以接受，然而他并未推辞，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。

观察他的神色，我本以为经过周密准备，直接与他正面交锋必能有所收获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看似体弱神伤，实则内心藏有一把锋利的剑，逼得我不得不节节退让。

在这段我事业无成、付出徒劳的时光里，他却埋头苦干，撰写了长篇力作《多余的话》。

我预想他将被押送至南京接受审判，由蒋介石亲自裁决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蒋介石面对无计可施的既定事实，竟下令让我就地执行死刑。而瞿秋白面对生命的终结，却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，大义凛然……

这一切的详述或许非一时半刻所能尽述。今日就此搁笔，待他日有空，再续前缘，敬请期待后续篇章。

瞿秋白、杨之华夫妻

二访宋希濂——

好事必多磨

不久后，北京政法学院的学子们纷纷前来邀请宋希濂讲述瞿秋白的故事。与此同时，全国政协机关的活动亦日益激烈。受到首次与宋希濂对话所激发的好奇心驱使，我了解到京城青年们纷纷涌动，心想自己为何不参与其中，至少粗略地听闻这个传奇故事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亲自前往拜访。于是，我与宋希濂展开了第二次对话，时长约两个小时。

宋希濂沉声说道：

您或许未曾听闻，在大革命浪潮席卷之际，我毅然投身黄埔军校，加入了国民党。继而又在陈赓同志的引荐下，秘密地踏入了共产党的行列。

陈赓，与我是同乡，源自湖南的湘乡。早在1922年，他便在湖南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。1924年，他与我携手，带领着约二十人从长沙出发，绕经上海，最终抵达广州，投身于国民革命。在那里，他得以进入黄埔军校，与我们一同成为了该校第一期的学员。

宋希濂和陈赓

1935年四月下旬，瞿秋白沦为我的俘虏之际，我当时的职责与立场要求我务必制服瞿秋白，迫使他公开投向国民党阵营。此举不仅是对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打击，亦是我个人为蒋介石贡献的一份显著功绩。

另一方面，瞿秋白的意外现身，不禁勾起了我对往昔岁月的追忆。曾经身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重身份的我，对他这位杰出的领袖人物，曾怀有深深的崇敬与无尽的仰慕。

固然，那些过往的片段与情感纠葛，我未曾向旁人透露分毫。然而，正是这些情感的丝丝缕缕，加之我当时的国民党中将身份及其背后的反动政治立场，共同驱使我不得不对瞿秋白采取了某些非同寻常的措施。

首先，在着手改善生活条件之际，我特地前往瞿秋白的囚室探望了他。我提议对他进行细致的治疗，以缓解他的病痛，但他却表示，只需少许药物以减轻不适即可，而全面的治疗则并非必要之举。

即便两国交战，对战俘与伤病员亦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关照，更何况我们同属一国的同胞，理应更加相互扶持。

他愤慨地质问，蒋介石在1927年借助残酷的镇压手段起家，面对国家危难之际却连续发起五次反革命“围剿”，如此行径，难道人道主义的精神早已遗失了吗？

我选择不与他就国共两党的纷争展开争论，而是递上一支香烟供他享用，并再次强调，我此行的目的是询问他在生活与健康状况方面有何特别需求。

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作为患者，他并不抵触就医服药；身为一名业余文人，创作文字时不可或缺的是笔墨、纸张与书桌；此外，他还透露，自己写作时习惯于烟酒相伴，然而时至今日，他已是囊中羞涩，仅剩的财产亦被保安团的士兵一扫而空。

可满足这些要求。

其次，自我脱离囚室之际，便着手实施一系列生活优待的具体措施。紧接着，我将参谋长及几位处长召集至身旁，首先出示了“优裕生活，另辟新室”这八个醒目大字，随后，我宣布了以下六项具体措施：

一、另择一宽敞的房间，专为摆放纸张、笔墨及现存的古籍诗词集，并配置了一张书桌。

二、新购裤褂两件，布鞋一双。

三、依照三十六师“官长膳食”的规定予以供应，如有需求，烟酒将另行准备。

四、每日可准许在室门外的院落中散步两回，并指定一位副官与军医共同负责照料。在白天，室门口无需配备武装守卫。

五、自本师长（即我）以下，众人皆以“先生”尊称瞿秋白。

六、禁用镣铐与刑罚。

我提出了这六项措施，却意外地发现我的下属们对此感到困惑，甚至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于是，我耐心地进行了解释：“‘以柔克刚’乃是我国自古流传的智慧之言。对于瞿秋白这样德高望重、地位显赫之人，我们不可将其视为寻常百姓，而应采取以情感人的策略，拉近与他的关系，温暖他的心灵，方能在之后进一步交流。你们务必要领会我作出这项决定的初衷，并严谨地予以执行。”

“后果如何？”我问道。

“起初，我对他的印象颇佳。”宋希濂续道，“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，瞿秋白每日作息井然有序，无论是挥毫泼墨创作诗词，还是精心刻制图章，他似乎总能沉浸其中，悠然自得。渐渐地，我的部下，无论是近身侍卫还是普通哨兵，纷纷向他索要墨宝与印章，而瞿秋白也总是有求必应。”

“我决心下达指令：众人均不得先行涉及政治议题，首当其冲与我正面交锋者，必定是我自己！鉴于在我着手改善生活条件之前，我的部下已对他进行了多次审问，即便在保安团时期，他身负镣铐并遭受了刑罚，亦未见成效。我坚信，这一举措必将带来新的进展。”

“时日匆匆，半月已逝。期间，下属不时向我汇报瞿秋白的情况，并将他所创作的诗词、书法以及印章呈递于我。某日，我的视线恰巧落在瞿秋白所书小楷《卜算子》咏梅词的最后几句：花落知春尽，任由风雨肆虐，坚信明年春光再临，香气依旧如昔。

我一边注视着，一边深思瞿秋白此刻的心境，琢磨着如何与他正面交锋。译电员送来了南京及东路总指挥部的紧急电报，询问瞿秋白的情况——这已是第三次了。我决定次日亲自提审他。然而，我无论如何也未曾料到，在第二天上午长达三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，我的精心策划竟然彻底落空……”

正当我准备邀请宋细谈，门倏然敞开，一位邻居不期而至，我们的交谈随即被打断。自此，这一中断竟延续了整整十年。

1930年，瞿秋白、杨之华于莫斯科。

三访宋希濂——

十年后真相揭晓

在“文革”落幕之际，我方才得以再次踏入宋希濂先生的门扉，拜访这位长者。雨过天晴，我的内心世界与十年前“文革”伊始时迥异，宋希濂亦摆脱了往日的沉郁，畅所欲言。

尽管中央未正式为瞿秋白平反。宋希濂首先欣慰地对我说：

“数日前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委派人员对我进行询问，要求我准备一份简洁明了的证明材料。材料内容涉及两个方面：一是需核实瞿秋白自被捕至被处决期间，是否有过背叛或变节的言论或行为；二是需确认瞿秋白是否在狱中创作了《多余的话》这篇长篇文字。”

我坦率地给出了答复，并即刻着手准备了相应的证明文件。

首先，瞿秋白并未有过背叛或变节的言论与行为，展现出的均是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与崇高的革命气节。

其次，瞿秋白确实撰写了《多余的话》这篇长篇作品，我曾有幸阅读，记忆犹新。此文详细记录了瞿秋白对过往经历的回顾与深刻反思，绝非如国民党事后所捏造的那样，是对投身革命事业的一种悔过。

这两位调查人员工作态度极为严谨，他们既不催促也不逼迫，甚至刻意避免使用任何可能显得提醒的语气。他们耐心地聆听我的讲述，由我亲自记录，随后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。这一下午，我们进行了一次既严肃又温馨的对话。他们的礼貌举止和神情，让我深切地感受到，瞿秋白烈士蒙受的冤屈终将得到洗清，平反昭雪的曙光已近在咫尺。

宋希濂就调查人员所提的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，由于内容丰富，篇幅较长，在此仅选取其中最为关键的两大段落进行阐述。其一，涉及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唯一一次正面冲突；其二，描述了瞿秋白在得知将被就地正法直至牺牲前两日的情形。

瞿秋白、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

宋希濂与瞿秋白交锋

瞿秋白在武装卫兵的引领下步入长汀中学内三十六师师长的办公室，屋内此刻仅剩我与他二人。

“欢迎品茶。”我面带微笑地问候，“瞿先生，这段时间陈军医为您开具了哪些药物？您的健康状况是否有改善呢？”

“感谢。”瞿秋白轻啜了一口茶，答道：“我此前已言明，现下的境遇，身为囚徒，我服用药物仅是为了缓解病痛，已无需进行深入的疗治。”

瞿先生，您的悲观情绪似乎过于浓厚。我必须坦诚，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。记得在湖南的中学时代，我曾拜读过您的作品，那时虽闻名却无缘一见。今日能在此偶遇，于我而言实乃一段意外的惊喜。即便我今日肩负着军务的重任，这份偶遇仍让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感慨……

“宋先生，无需再言。”瞿秋白打断了我的言辞，“我无意揣测您言辞背后的意图，然而，我愿直言不讳：首先，语言的变迁无法改变我们此刻对立的立场；其次，我的命运并非掌握在您宋先生手中，您的言辞或许已属多余。”

瞿先生，我对您言辞犀利、直截了当的风格表示钦佩。然而，掌握您命运之舵的，乃是我们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——委员长。而我，作为此地最高指挥官，直接向委员长汇报，向最高权力机构反映情况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在此，我衷心期望我们能够坦诚相见，进行深入的交流。

“有何高见？请直说。旧话重提，我无意再提。我正忙于撰写，剩余时间已不多。”瞿秋白略显烦躁地回应。

“你在写什么？分享一下。”

“完成之后，此作将公之于众，亦将呈献于你。我愿在告别这个世界之际，回顾往昔，剖析自我，以便让后世全面地认识我，公正地审视历史。然而，其中并无共产党的组织名录，亦无红军的军事情报。若你询问此类内容，恐将徒劳无功。”

“咱们暂且别急着闭嘴，随意聊聊，不必拘泥于话题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宋先生，能否请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？”瞿反守为攻地发问。

“听便。”

“你曾在中学时代阅读过我的文字，能否分享一下，那时你对我在文中倡导的观点是持支持态度还是持有异议？”瞿秋白抬起了他那因水肿而略显苍白的面庞，眼中流露出一抹倦意，却在一瞬间变得炯炯有神。

“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，走了一段弯路。”我直爽地回答，停顿了一下后提高嗓门说：“但是，眼前的事实证明，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。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，就是在今天，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，以发挥你的才华。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，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！”

瞿秋白忍不住笑出声，“宋先生这些深奥的道理，是想要和我探讨哪种主义才是真理，还是试图说服我与你并肩，追随蒋介石的路线？”

直言不讳，两者兼备，其初衷纯粹是出自对先生未来发展的深切考量。”我回答得爽快利落，对于审问能顺利切入主题，心中不禁沾沾自喜。

在1924年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，并开启了国共合作的篇章，那时您身处何方？”

我初感一愣，随即忆及自身当时的身份，便淡然回应道：“当时，我刚刚从长沙启程，一路奔波至广州，是为了参加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。”

瞿秋白回应道：“既然你提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我也就借此机会提及，我曾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人之一，那时便对三民主义有所涉猎。中山先生无疑是革命先驱，然而在当时，他的三民主义看似包罗万象，实则缺乏核心，未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。不过，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，迎合民意，果断提出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政策，推动国共合作，重新诠释的三民主义，即新三民主义，确实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蒋介石背叛革命，残害民众，实为法西斯，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？至于共产主义，在苏联已变为现实，在中国亦被觉醒的农工阶级所接受，而蒋介石却深恶痛绝，对此心生恐惧。否则，他为何要动用百万兵力多次围剿苏区呢？所谓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，不过是反动派的老调重弹。如今，争论这些不合时宜的话题，我们都不必浪费时间了。”说完，他起身准备离开。

胸中怒火中烧，我却刻意掩饰，故作镇定，不露声色地以手指轻敲桌面，语气缓慢而带着几分冷漠：“瞿先生，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否行得通，并非空谈理论，关键在于检验事实！”我特意提高了“事实”二字的音量，然后继续说道：

“如今我国政策统一，委员长继承前总理遗志，践行三民主义，全国民众心悦诚服，顺应时代潮流。自民国十六年以来，共产党历经艰辛，建立多处根据地，今已不复存在。连瞿先生这样的显赫人物，也陷入如此境地。若共产主义能拯救中国，为何会如此衰败，濒临绝境？既然你不想就此争执，那我就不再多言。然而，我必须郑重提醒你，务必关注自身处境。时至今日，你尚未向我们提供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信息，这对你的处境极为不利！”

“说得透彻！你今天绕这么大的圈子来找我，真正的意图，不外乎就是这几句话，以及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付给你的使命而采取的计谋。”瞿秋白嘴角勾起，眼中闪过一丝讽刺，对宋希濂说道，“不过，宋先生，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这几年来，我身患重病，在苏区的工作甚少，只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和办学的事情，这些你是否愿意听？”他接着说，“至于其他情况，我早已言明，不便透露。我对自己现在的处境，非常清楚。蒋介石不会放过我，从身份被确认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。我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完成我手头上的写作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应该感激宋先生，你在我生活和医疗方面给予的优待，让我有机会完成这些最后的工作。但是，宋先生，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蒋介石的任务，那将是徒劳的。现在，真相已揭露，我们的对话也可以到此结束了。”

无言以对，自此之后，我未曾再直接出面，与瞿秋白进行此类审问性质的交谈。

瞿秋白致杨之华信

瞿秋白牺牲前两天场景。

经过直接的审问，我对瞿秋白在狱中的生活待遇有了了解，发现他依旧享受着优待。在第三十六师司令部，凡是能与瞿秋白有所接触的官兵，都纷纷私下向他索求题字和印章，而瞿秋白对求者一律来者不拒，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；然而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审问还是谈话，都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

经过一段时日的努力，我向南京方面进行了汇报：审讯工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紧随其后，南京方面派遣专人前往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审讯，经过数轮交锋，结果依旧一无所获。

此刻我心境释然：并非我无力，毕竟南京方面派遣了专人审问，却同样一无所获。至此，我推测瞿秋白可能已被押送至南京接受处理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6月16日，我意外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的转达，其中包含蒋介石发出的密电。密电中严令我对瞿秋白执行“就地枪决”，并要求拍照以供验核，同时通知中央社及各大报纸进行报道。

紧握电文在手，我在办公室内沉思良久。最终，我召集了参谋长、军法处长、政训处长以及陈军医，让他们逐一阅读电报内容。随后，我以严肃的口吻下达了指示：

“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，有着重要的考虑。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，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。无条件地执行命令，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。根据委员长的命令，我作如下安排：

首先，次日正午时分，参谋长将亲自至瞿秋白先生的居所，传达最高指挥机关的指令。该命令要求于次日清晨（18日）执行，届时需聆听犯人的遗言及交接遗物。与此同时，需加强房门及师部大院的警戒措施，确保严密的守护。在此期间，师部大院内的所有人员均不得私自接待访客，唯有陈军医可进入房间陪伴犯人，并需密切关注其动态，一旦发现异常情况，应立即上报。

其次，于18日午时，军法处与政训处负责人莅临现场进行监督，于中山公园准备了酒菜，执行死刑的地点位于罗汉岭下方。完成拍照仪式后，将犯人遗体装入棺木并予以安葬。各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意见吗？

“下达指令！”参谋长、军法处长、政训处长齐声呼喊，唯有陈军医尚未作出回应。

“请坐，稍待片刻。”

随后，随从人员呈上丰盛的酒肴，瞿秋白起身言道：“此乃何日之喜？竟有幸得参谋长亲临共饮。”

“请自便，瞿先生，随意饮用，请入座，请坐。”参谋长一边说着，一边热情地邀请瞿秋白与其对坐。瞿秋白落座后，注意到陈军医面色不佳，沉默不语，立刻想到他一上午未曾露面，心中预感着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。

将军举杯与瞿秋白畅饮，杯杯相连，直至两人都微醺。此时，将军缓缓开口：“瞿公，您在此逗留已逾一月之久了。”

“我从不留意时日。难道是打算送我走一遭？”瞿秋白将手中的筷子轻轻放下。

“的确如此。”参谋长语气凝重地回应，“幸而你曾不止一次地提及，自被俘以来，你便从未抱有生还的念头。今南京最高指挥机关已发来电令，下令就地执行枪决，这正可成全你的心愿。师座遵从委员长的电文指示，已决定于明日上午执行此令，特此提前通知于你。若你尚有遗言或需处理的后事，请直言不讳，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协助办理。”

瞿秋白深吸一口气，悠然地啜了一口酒，语气坚定而有力地说：“我早已翘首以盼这一刻的到来！唯有如此，方才符合蒋介石的行事风格！我建议，现在就为我举行送行仪式，让我们举杯共饮！”

参谋长与陈军医均未举杯。参谋长面色凝重，表情淡漠，而陈军医则显得神色慌张，失魂落魄。（陈，系瞿秋白在狱中交往最为紧密的军官之一。）嗫嚅着说道：“瞿……瞿先生，您还有其他事项需要处理吗？请尽管告知。”

“一切准备就绪。”瞿秋白声音洪亮地回应，“我的唯一请求，便是请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……”《多余的话》在我离世之后，请将此信转交给我在武汉的友人，并请参谋长代为请示宋师长，望其予以批准。

参谋长立刻回应道：“放心吧，放心吧，你所撰写的那些内容对我们并无助益，宋师长自会予以批准。瞿先生大可不必担忧。”

对话就此告一段落。入夜，瞿秋白服用安眠药后沉入了梦乡，而守在一旁的陈军医却整夜未曾合眼。

瞿秋白精心设计的“秋之白华”图案（原作不幸在战火中失传）

瞿秋白临刑绝笔，赴死从容。

6月18日，天空一片晴朗。清晨用过餐后，瞿秋白身着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黑褂白裤，脚蹬黑袜黑鞋，泡了一杯香浓的茶，点上一支香烟，悠然地坐在窗前，开始翻阅《全唐诗》。金色的霞光洒进屋内，映照在门窗之上。他时而翻阅，时而吟诵，不时陷入沉思，随后便提起笔来，开始书写。

1935年6月17日之夜，漫步于梦行小径之上，夕阳若隐若现，寒流潺潺，宛如置身于仙境之中。翌日，翻阅唐诗时，猛然瞥见“夕阳明灭乱山中”的诗句，灵感顿生，于是随手摘录，偶成一首诗篇。

夕阳明灭乱山中（韦应物）

落叶寒泉听不穷（郎士元）

已忍伶俜十年事（杜甫）

心持半偈万缘空（郎士元）

此刻，军法处长下达了启程的命令，瞿秋白便迅速挥毫，以草书的形式记录下来。

方才提笔记录，命丧之令却已下达，实令人感慨万千。秋白曾言：“眼底烟云尽散之际，正是我逍遥自在之时。”此非预言之词，不过是狱中抒发心志之言罢了。

秋白绝笔

瞿秋白轻轻放下手中的笔，整理了一下衣衫，挺直腰身，步出房门。眼前，阳光明媚，洒满了整个庭院。他看见两排士兵手持刺刀，笔直地站立在院中。站在房门口，瞿秋白抬头瞥了一眼山坡另一侧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窗帘，那是我办公室的所在，而他一个月前曾探访过那里。

瞿秋白恐怕难以料及，此刻，我正悄无声息地站在办公室内，缓缓掀起窗帘的一角，目光穿透独立庭院，凝视着那孤独的瞿秋白以及押送他走向刑场的士兵们。

昨日午后，参谋长在汇报时提及，午宴后瞿秋白曾表示，宋长官对他关照有加，若他选择告别，希望能在对饮中向宋长官表达谢意，不知宋长官是否会莅临。我随即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严肃地回应：“我们优待他是为了瓦解他的意志，化敌为友。委员长已有处置他的决定，我再与他饮酒，岂不是违背了应有之礼？”

然而，今晨在办公室内，我耳畔传来庭院中传令的声音，不禁使我情不自禁地拉起窗帘，瞥了一眼上方。

正午时分，军法处的号令下达，启程的时刻来临。瞿秋白挺胸阔步，踏出三十六师的大门，每一步都伴随着坚定的步伐，他交替用俄语与汉语放声高唱：“英特纳雄纳尔，定将成真！”此情此景，两旁的民众纷纷停下脚步，聆听他的歌声，目送他远去；彼时，阳光洒满道路，风息树静，唯有那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的上空久久回响……

踏入戒备严密、空无游客的中山公园，一桌丰盛的酒菜已静静地摆放在八角亭内。瞿秋白邀请两位处长共饮，却遭到婉拒；再寻陈军医，却被告知他并未到来。瞿秋白轻轻一挥手，便转身踏入了八角亭。

依照特务连长的指示，瞿秋白首先在亭前定格了影像。他双手背后，挺胸收腹，双腿张开，面容洋溢着笑容，为后世留下了一位革命先烈最后的英姿。

摄过影后，他背对北方，面朝南方，安坐下来，自酌自饮，旁若无人。在酒兴的驱使下，他接连高唱《国际歌》与《红军歌》多曲。对于默默无言的士兵，他视之如送葬的人群；对于熠熠生辉的刺刀，他比作送葬时摇曳的竹幡。痛饮数杯之后，他再次放声高歌：

“闲暇之余，稍作休憩，便是小确幸；夜幕降临，安然入梦，堪称大乐；而离世远行，方为真正的解脱之乐。”

曲终，瞿秋白在众士兵刀剑簇拥的严密保护中，步出中山公园，悠然走向刑场。他手中夹着香烟，神态自若，再次放声高歌，同时不断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中国革命必胜万岁！”“共产主义万岁！”

步入罗汉岭脚下的蛇王宫畔，他盘膝坐在一方草坪之上，微笑着对刽子手轻轻点头，语气淡然：“此处甚佳，请开枪吧。”

哨音沉寂，枪声骤起。年仅36岁的瞿秋白英勇就义，壮志未酬，洒尽热血。

余绪

本文所述之所有事实与情节，皆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宋希濂先生与我多次深入交谈时所详述，且事后已通过查阅史料进行核实确认。

我依然清晰记得，宋希濂先生在讲述瞿秋白烈士英勇就义前的一幕后，深恐我未能准确掌握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遗言，以及他在刑场上的那段“小快乐”“大快乐”“真快乐”的豪迈言论，便特地铺开纸张，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，结果与我后来查阅的史料竟然完全吻合。

回顾往昔，宋希濂心中满怀愧疚，终其一生。当他将那段历史的最后篇章娓娓道来后，他的声音变得沉重、缓慢而清晰，向我缓缓说道：

“自1927年初至1949年末，我追随蒋介石长达23载，诚然，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行径，我亦难辞其咎。然而，令我终身铭记于心，亦是我终身深感愧疚的，乃是瞿秋白烈士那悲壮的牺牲场景！对我个人而言，历史上的污点难以抹去。所幸的是，我后半生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，得以踏上新的道路，重返祖国和人民的怀抱。我将以实际行动和无私奉献，尽力弥补那段无法挽回的历史失误！”